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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枫桥经验”到“光明模式” 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近年来

一站式解决群众诉求服务的“光明模式”

探索了超大城市城区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目前已在广东省推广

2019年11月,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建设项目三标段工地,300多名建筑工人因被拖欠的近210万元工钱犯了难,他们试图在工地门口讨要说法。没想到,工地群众诉求服务站工作人员介入后,半小时就完成了所有的摸查和处理程序,让300多名建筑工人及时拿到了被拖欠的工钱。

这是深圳市光明区打通矛盾纠纷化解“最后一公里”的真实案例,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而在2020年12月31日,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2020中国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榜单发布,深圳市光明区位居第一,成为国内县域治理的典范。

目前,深圳市光明区正在积极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机制创新、制度完善,一站式解决群众诉求,建立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新时期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了“诉求服务在身边,矛盾化解在源头,问题处理在基层”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党建引领,基层社区为主阵地,社区党委唱主角

据了解,深圳市光明区,原广东省国营光明农场,属于国营农场改制后发地区,新老问题交织,历史遗留问题多,群众矛盾易发多发,信访量长期居高不下。作为治理体系的“底盘”,基层一线是实践的火热疆场,也遍布着“棘手事”“矛盾窝”。“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句俗语形象概括了基层工作的复杂、繁琐。

                                                  光明区群众服务诉求智慧管理平台。承孟华摄

58年前,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在村、居委会、重点企业等建立起调解组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58年后,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把事办好,深圳市光明区委区政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北站社区“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机制创新、制度完善,创新和发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形成了市域社会治理的“光明模式”,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焕发勃勃生机。

据了解,光明区解决基层社区“想管没权,不管背锅”的难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从机制运行上,赋权社区党委,让社区成为解决群众矛盾的一线指挥部。光明区系统性提出“1+6+31+N”群众诉求服务体系,创新“社区发令、部门执行”机制,区信访联席办授权社区党委,将“社区发令、部门执行”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明确规定各类事项区、街职能部门报到的时限、到场领导级别和化解时间,真正做到以群众诉求“为令”,部门“闻令”而动。2019年以来,全区各社区共发令700多次,部门及时执行率100%。

二是从责任落实上,强化“三级负责制”,让职能部门主动到现场解决群众矛盾。先是由社区党委统筹,依托社区群众诉求服务大厅,实现98%的群众矛盾纠纷当天在社区解决;对于跨社区、情况较复杂的、有聚集隐患的矛盾纠纷,由区、街成立专班进行化解;一时化解不了的不合理非法涉稳事项,依法处理。

三是从监督问责上,以公开透明为抓手,让群众矛盾纠纷高效化解不过夜。光明区把群众诉求服务工作纳入党政一把手述职内容,组建区委书记在内的工作协调微信群,做到所有群众诉求服务事项的调处过程、部门到场情况和处置结果均能实时报告、人人可见,强化公开透明、公众监督。

在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文看来,深圳光明区改变了传统“层层汇报、领导发令、逐级下压”的低效处理方式,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问题解决在基层、隐患消除在萌芽。

以人民为中心,多元力量共治、服务共享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如何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成为眼下迫在眉睫的难题。

作为“枫桥经验”的传承和延伸,“光明模式”是在坚持党建引领的大前提下,突出法律、心理和智慧服务,把基层社会治理和系统、源头、就地、多元、依法化解群众矛盾结合起来,紧紧围绕群众“家门口”这一“主战场”,以社区为“主阵地”,充分发挥平安建设志愿者“主力军”作用,着力打造“500米诉求服务圈”,营造了诉求疏导更加顺畅、便民服务更加高效、平安幸福更加凸显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群众在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咨询情况。承孟华摄

走访了解到,光明区在全区6万多栋楼宇门口、楼梯口等人员必经位置,都张贴有群众诉求服务二维码,辖区群众可随时扫码在线反映诉求、报告情况,全面激活了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据了解,当前平安志愿者发现的矛盾纠纷线索占比达72.4%以上,真正的做到了广泛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实现“人人参与、人人治理”。

光明区玉塘街道群众辜晓波是曾是一位“深漂”,如今是一位二手房房东。一天夜里,因与租客在退还租房押金方面发生了冲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张贴在墙上的群众诉求二维码,短短几分钟内群众诉求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就与他取得了联系,随后将他们带到诉求服务站进行调解,并于当晚圆满地化解了纠纷。

“光明区的治理模式做到了‘平时不打扰,需要在身边’,也真正体现到了那句‘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归属感”。辜晓波说。

                                                               司法工作人员进行调解

信息化助力基层治理

国家发改委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指导专家组专家罗建中曾表示,政府的任务是让人民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需要政府机构从很多维度提供更好的服务,进行更多业务创新,这必然要求运用科技手段打造“数字政府”。

创新发展新时期“枫桥经验”,如何利用科技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支撑这一新课题,光明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

据了解,除了“一张网”的闭环管理,光明区还有“一条龙”的便捷服务。其中,最具特色的无疑是设立了覆盖全区31个社区的48个在线司法确认室,对于达成调解协议的涉及金额较大、情况较复杂的重大纠纷事项,可以实现半小时内完成当场申请、当场在线确认、当场制作文书、当场送达等全部流程,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对此,陈文表示,“光明模式”以科技创新整合构建统一的社会治理数据共享平台和信息系统,盘活各个部门的信息数据库资源,减少乃至杜绝“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现象,支撑社会治理信息资源的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互通和协同共享。

探索破题市域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一直以来,在我国城市社会基层治理实践中,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大都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科技发展,如何破题大都市社会治理之困,日渐成为困扰经济发展的社会性议题。

如今,备受关注的“光明模式”发生地——光明,这一深圳年轻的行政区何以成为全国第一?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丽君教授在“2020中国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榜单发布活动现场接受深圳特区报采访时透露:榜单是根据该学院创立的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模型计算排列的。光明区夺冠,让他们颇感意外。但评选结果是通过3轮严格遴选才出炉的。前两轮是客观遴选,第三轮邀请了来自深圳的两位教授,但最终评分,光明区仍稳居第一。政社共治、社会自治、数字化赋能等,光明区在社会自治方面表现尤其亮眼。

                                                  深圳市群众服务诉求“光明模式”推广现场会

所谓“光明模式”,具体路径可以概括为四个转变:即“一个(信访)大厅”变“多个(服务)站点”,主动听取群众诉求,实现“诉求服务在身边”;“行政主导”变“全员参与”,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多方力量,实现“矛盾化解在源头”;“层级管理”(信访派单)变“社区发令”,下沉各类资源由社区党委统筹,形成工作合力,实现“问题处理在基层”;“传统管控”变“智慧治理”,做到第一时间发现、受理、化解、处置、反馈全流程网上办理,公开透明、智慧高效,实现“治理效能再提升”。

这是探索破解新时代城市治理所需和创新超大城市城区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是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密切新时期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方式和有益探索。

2020年11月13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专程前往光明区进行实地调研并指出,光明区的做法确实能够解决群众问题,是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为广东省乃至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光明模式”。

目前,光明模式的创新探索和群众诉求服务工作得到了中央省市各级部门领导的充分肯定,吸引了山东济南、青岛,山西大同,河南信阳,广州、珠海等地到光明学习交流,现已在广东省内推广。

近日,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将在体系健全、机制创新、服务提供、合力形成上下功夫。中国政法大学城市发展与治理研究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安对此表示,《意见》的提出必将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要选择好重点领域和切入点,由点及面,由表及里,加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枫桥经验”是在政法综治工作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治理智慧,其精神内涵也在不断增添新时代的注解。而“光明模式”想法新、落点实、成效大、有章法、可复制的特点,对大都市现代化城区社会治理提供新的参考,也将为全国加快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崭新样本”,陈文表示。